“苏童”这个名字的真实意思是——一个姓童的苏州人。
对自己的笔名，苏童十分认同，甚至有点迷信“命与名随”。
作家苏童，原姓童，小时候，父亲给他起了个俗气的名字：童忠贵。
这个名字从1963年起，一直伴随着他长大，读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
苏童把自己对苏州的认识，充分地融入到自己的小说中，为作品倍添生色。
在被称为“香椿树街系列”的小说中，故乡苏州的街头风物人情，随处可见。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一抹亮色
苏童从小对苏州的各种小店特别感兴趣。
▲苏童图源：中国作家网
“在苏州这样的城市，老百姓那种极富生命力的生活在另一个舞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酱园店就是那时候的社交店，家里酱油没了、酱瓜没了，都是孩子去买。现在，我对当年酱园店的格局还历历在目，右侧是卖杂货的，左侧是酱园店。那时候酱油没有瓶装的，我大概四五天会被父母派去买一次东西。”
▲苏州天平山图源：苏州发布
苏州的布店也很有意思，空中布满了铁丝，那个铁丝其实是走发票的，夹子夹在铁丝上，哗一下，滑到收银台。
“我特别喜欢去布店，我对布没兴趣，我妈妈喜欢逛布店，我就喜欢看飞索，热闹啊。”
苏童家附近有很多古井，都是一百年以上的。
“小时候，我很喜欢去听井的声音。大人都说，这口井，通运河。每一口井都有传说，往井里扔一条鱼，是找不着的，这个问题小时候一直困惑着我。”苏童说。
在苏童的创作中，有4部作品是专门写女性的——《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
其中，《妻妾成群》被改编成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1990年，小说《妻妾成群》发表在《收获》杂志上。张艺谋读了苏童的这部作品后，萌生了要把它拍摄成电影的想法。1991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并且更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将原作小说中的江南背景更改为陕西院落，生活在其中的女性是这个电影的一抹亮色。
苏童说，自己对女性的印象，大多来自18岁以前在苏州的市井生活。
“外婆很重要，母亲很重要，姐姐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无数的女性街坊邻居，她们经常到我家来向我母亲诉说她们的事情。一条老街，房子是平房，东家走到西家，连门都不要敲，家家门户洞开。你就是不想观察，只要留心，就能记住无数个活灵活现的市井女人。这大概也是在我的小说中，没有大家闺秀，知识女性也很少的原因。”
莫言在《每一个写作者都离不开乡土》一文中说，“作家文学创作的故土情结是难以磨灭的，很多作家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乡土文学，全世界的作家几乎无一例外。作家创作到一定层次后，必然要开发利用他的故乡、他的童年，即便写与故乡无关的作品也会在其中发现故乡的影子”。
也许，莫言的话可以为苏童的创作做一个注解。
从小生长的土地会一直支撑着你
在散文集《活着，不着急》中，苏童讲述了自己童年在苏州的一段经历：
“言多必失，这是中国的古训，也是我童年经历留下的一个深刻的印象。许多年前当我还是小学生时，看见老师在操场上狠狠地踩一只皮球，因为心疼那只皮球，我像老妇人一样大叫起来，你是神经病啊，好好的皮球，为什么要把它踩瘪？那位老师勃然大怒，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往办公室里领，边走边说，反了你了，你敢骂老师是神经病？我在办公室里罚站的时候后悔不迭，但后悔已经没用了，我并不认为老师是个神经病，但是那三个字已经像水一样泼出去了，它们已经无法收回，我只能暗自发誓，以后就是有人把世界上所有的皮球踩瘪，我也不去管他了。”
这段经历让苏童从少年到青年一直是一个“沉默的人”，直到他走过中年，开始学会面对自己的真实生活，他逐渐学会了打开自己，不再沉默：
“学会说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学会生活，我记得几年前一位远方的客人来访，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与他交谈，客人临别时对我说，你很健谈，我先是惊讶，然后便是一种喜悦了。这种喜悦酷似一只雏鸟刚刚学会飞翔的喜悦，是的，是鸟就必须飞翔，是一个健康的人就必须说话，这就是生活。生活当然不仅是说话，生活也包括沉默，有时我会怀着怅然之情回顾我的沉默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我会思考许多人之所以沉默的原因。”
“我想，有些人沉默是因为不想说话，有些人沉默是因为不善于说话，有些人沉默是因为不懂得说话。沉默的人以沉默对待生活，但沉默是一把锁，总会有一把钥匙来打开这把锁，这也是生活。”
如果不以一个回望的姿态、缅怀的姿态去面对故乡，那应该以什么姿态？
苏童觉得，缅怀是不必的，“从小生长的土地会一直支撑着你。米沃什说，我在哪里，波兰就在哪里。”
“故乡在当下实际生活中已经不具意义了。90%的中国人都走在背离故乡的路上，站在大城市的水泥森林里回望故乡的泥土气息——这是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在哪里对话？就是文学。”
搜城多一度
苏童散文集《八百米故乡》（节选）
在我的字典里，故乡常常是被缩小的，有时候仅仅缩小成一条狭窄的街道。有时候故乡是被压扁的，它是一片一片的记忆碎片，闪烁着寒冷或者温暖的光芒。所谓我的字典，是一本写作者的字典，我需要的一切词汇，都经过了打包处理，便于携带，包括“故乡”这两个沉重而庞大的字眼。
每个人都有故乡，而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我的故乡一直在藏匿，在躲闪，甚至在融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系列的问号。什么是故乡？故乡在哪里？问号始终存在，这么多年了，我还在想象故乡，发现故乡。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故乡”这个词，可是我所想象的故乡似乎并不存在于这八百米的世界里。
八百米成为一个象征，就像一个人发现故乡的路，很短，也很长。
八百米的世界，对我们一家，曾经是一种宿命。唯一不同的是1982年夏天的搬迁，让我母亲与这个家族分开了，分开八百米，不算很远，但也不近。这使我母亲在腌咸菜的季节里格外头痛，腌菜的大缸没法搬到新居里去，而且，我母亲特别信任我二舅的脚，认为只有他踩出来的腌菜才好吃。现在，缸没有了，踩缸的“脚”也不在身边，只好放弃腌菜了。
而我们这个家族，最初就是这个街区的陌生人。我父母是从镇江地区扬中岛上来到苏州的移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所有的身份资料上的籍贯一栏，填写的都是扬中县，改写成苏州是八十年代以后的要求，这个要求忽略了父辈的来历，强调了出生地的重要。自此，我的身份才与苏州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
我们这个家庭有点特别，几家人聚拢在一起，在一个新的居留地过着家族式的生活，似乎就是要为下一代更改故乡的名字。但故乡的名字是不容易改变的，我们家周围的邻居大多是苏州的老居民，他们早已接纳了我们这个家族，但是，对于我们127号和125号的日常生活，毕竟是有点好奇的。而语言问题首当其冲，语言在我们这个家族里无法统一，我外祖母不会说苏州话，我大舅母不会说扬中话，我的父母和舅舅们则交替使用家乡方言和苏州话——他们互相之间用家乡话交流，对孩子们、对外人都说流利的苏州话。
长辈们的家乡方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们这些孩子感到恐惧，就像一个隐私，唯恐给外人听到，可惜的是，这隐私无法藏匿，因为长辈们从不以他们的家乡为耻。
我们家的下一代都为上一代的家乡辩解过，为地理位置辩解，为语音所属方言辩解，出于虚荣心，或者就是出于恼怒。当你为父母的口音感到恼怒时，你如何体会“故乡”这两个字带来的荣耀？相反，下一代体验的是一种隔绝故乡和遗忘故乡的艰难。说到底，孩子们是没有故乡的，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农村移民的孩子。
失散，团聚，再失散，是我母亲的家族在扬中、苏州两地迁徙生息的结局，没有土地的家族将永远难逃失散的命运。我母亲的家族在几十年的艰难时世里一直聚合在一起，是一个亲密的家族圈的生活，但最终，在一个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里，一切烟消云散，这个家族的第一代、第二代，还有第三代，最后还是失散了。
五年前，随着苏州齐门外大街的拆迁重建，我的大舅和三舅妈都被安置在了别的居民小区。同样的，由于亲戚关系不可避免地日渐疏远，我甚至从来没有去过他们的新家。
我在苏州城里有好多表姐表哥，但我不知道他们住在哪个地方，他们的孩子纷纷到南京来求学，我设法找到他们，把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叫到家里来，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晚餐过后，接到那些表姐表哥的电话，是致谢的电话，之后，又恢复漫长的疏远，联系中断了。我童年时代热闹的家族圈生活完全萎缩了，家族对于我来说，仅仅是由直系亲属组成，每次回到苏州，我的足迹仅限于我父亲的家和我兄弟姐妹的家，甚至他们都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每两家之间的距离都很遥远，远远超过八百米。对我来说，超过八百米，故乡便开始模糊，开始隐匿，至此，我的八百米的故乡已经飘忽不见了。
所以我说，这么多年了，我还在想象故乡，发现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