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董卓死于王允集团之手,但这并不意味着王允自始至终都与董卓不睦。
实际从《后汉书》的记载看,王允长期党附董卓,深受信任,甚至一度获得“并位俱封”的尊崇待遇。双方反目成仇,只是权力争衡的外在体现。
至于王允掌权后的一系列倒行逆施,也并非全出于个人意志,而是源自并州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
简而言之,即王允为代表的“并州高门”,与吕布为代表的“并州寒门”之间违戾不和,最终导致了该集团的覆败。
本文想就王允集团的覆灭之事,论述其始末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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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允与董卓的关系问题由于史书记述的乃是“业已发生”的历史事件,因此很容易造成“以结果倒推原因”的弊端。即根据某种既成事实,将事件相关人物黑白化、二元化、对立化。
王允与董卓的关系问题,同样受此影响。单纯按照“王允谋诛董卓”的事实,很容易得出“王、董关系不睦”的结论。
这种朴素的逻辑观念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求诸史册,则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按《王允传》记载,传主长期党附董卓,深受信任,甚至因此获得了与董卓(在名义上)齐平的政治地位。
初平元年(190)关东诸侯聚众于酸枣县,扬言讨逆。彼时董卓的工作重心放在军事方面,至于洛阳朝政,事无大小,“悉委之于允”。
董卓留洛阳,朝政委之于王允
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彼时的王允之于董卓,便近似于诸葛亮之于刘备。
虽然《王允传》对此讳称为“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但从“卓亦推心,不生乖疑”的描述看,二人最初其实合作愉快。《允传》这种书写方式明显是“自文其丑”,试图撇清传主“从贼附逆”的政治污点。
王允在任上尽心尽力,替董卓操持后方事务,颇得成效,因此“臣主内外,莫不倚恃”。
如果王允真的有心匡济汉室,完全可以趁董卓与关东诸侯征战的时候,利用自己的权位(司徒领尚书事)与袁绍等人串谋,共诛逆贼。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凭此大功,在汉廷西迁长安之后(191),王允受封温侯,食邑五千户。
五千户在两汉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基本触到了人臣的顶点。再往上,就是霍光这类操持废立的权臣,或者王莽、曹操这种阴谋篡国的野心家。
举例而言,“魏之元功”夏侯惇,以大将军身份去世时(220),食邑仅有二千五百户;至于曹操的连襟夏侯渊,死时(219)食邑不过八百户。建安初年,汉廷诸将的食邑数量极少,除张绣之外没有超过一千户者。王允食邑数量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夏侯惇食邑二千五百户
按照《王允传》的描述,王允受赏时乃是“与董卓并位俱封”,地位相当。
董卓上洛之前(189),食邑是一千户,之后的食邑数量则无记载。照此推断,西迁长安之后(191),董卓的食邑应该也增加至五千户、或者更高。
概而论之,自董卓上洛至董卓之死(189-192),王允长期充当着凉州集团的鹰犬附庸。同时从王允“每相承附,并位俱封”的行为与待遇上看,他对董卓绝非“矫情屈意”,而是紧密合作。
董卓之死的历史背景“董卓遇害”存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即凉州军团大举东征,导致长安空虚,因此给了王允等人行刺的机会。
由于关东诸侯的存在,董卓不得不将主要兵力布置在长安以东。段煨、牛辅、董越三位中郎将,分别屯驻在弘农下属的华阴县、陕县、渑池县,抵御袁绍。
同时,董卓又发动了防守反击,派遣李傕、郭汜等将领,出函谷关讨伐关东诸侯,一路进兵至兖州陈留、豫州颍川等地。
在此背景下,董卓所在的长安,便陷入前所未有的空虚。
王允虽然长期党附董卓,但他并不甘心一直充当鹰犬走狗,他也有很强的政治野心。
王允“少好大节,有志立功,习诵经传,朝夕驰射”,与后世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的记载基本如出一辙。
王允少好大节,有志立功
文武兼备是两汉士大夫的共性,包括曹操、鲁肃、诸葛亮等人在内,均有类似记载。
在长安空虚的背景下,王允敏锐地嗅到战机,一击得手,成功刺杀董卓,握住汉廷权柄。
并州集团的相互倾轧刺杀董卓的政治集团,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其一是黄琬、士孙瑞为代表的外州人,其二便是王允、吕布为代表的并州人。
毫无疑问,并州人在行刺事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在并州集团内部,又可以按“出身贵贱”划分出两个小集团。其一是王允为代表的高门士族,其二是吕布为代表的寒门武夫。
(1)并州高门
这一集团以太原郡出身的士人为代表,主要是世家子弟。
王允出身太原,“世仕州郡为冠盖”。太原王氏不仅显赫于两汉,在南北朝也属于顶级门阀。
北朝大姓有“崔卢李郑王”,其中“王”即指太原王氏。太原王氏的流寓支属,在南朝也显贵一时,王蕴父子、王国宝兄弟曾相继把持东晋朝政,与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并称。
注:太原王氏相关论述,见田余庆《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
这一集团的其余人物,还有太原郡出身的宋翼、王宏等人。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为右扶风,与王允共同控制三辅京畿。
按照宋、王二人受到王允擢拔的记载看,他们很明显也与王允拥有类似的出身背景,因此同气连枝,相互提携。
(2)并州寒门
这一集团以五原郡出身的吕布为代表,多是中下层武夫。这些人与王允为代表的太原高门,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严重分歧。
吕布的家乡五原郡(今内蒙包头),在当时是一个边穷地区,“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苦寒若此。
吕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
吕布的同乡李肃,与吕布并力“手刃格(董)卓”,应该也具备类似的出身背景。
云中郡出身的秦宜禄、张杨等人,与吕布关系融洽。张杨当时在外担任河内太守,秦宜禄则参与了刺杀董卓的军事行动。
注:秦宜禄籍贯并州云中,见《晋书秦秀传》。
五原、云中当时都是边陲小郡,按《续汉书郡国志》记载,五原郡“户四千七,口二万二”,云中郡“户五千三,口二万六”。
按两汉制度,县级长官,满万户称令,不满万户称长,而五原、云中作为郡级单位,人口数量竟然还比不上县级单位的一半,这充分说明这这些地区的穷困程度。
雁门郡出身的张辽,是“马邑豪”聂壹的后裔,门第相对高贵,因此与吕布若即若离(吕布遇害时,张辽主动降曹)。这可以视作出身、籍贯差异的外在反映。
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也
东汉末年,并州的人口数量极少,除太原、上党、雁门之外,其余各郡基本都在五千户上下浮动,计之不及中原一县之数。
因此虽然同为并州人,但大郡和小郡的出身差异,士族与寒门的身份对立,导致王允为代表的高门士族,与吕布为代表的寒门武夫,存在严重的立场分歧。
双方的对立情绪,在董卓在世时,还可以出于“一致对外”的理由加以隐忍。在董卓死后(192),这种矛盾则彻底浮上水面。
董卓生前,王允“以吕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可知此时的王允,还在以“老乡”的身份和吕布攀交情。
董卓死后,王允不仅多次驳回吕布的请求,甚至“轻(吕)布,以剑客遇之”,连最起码的面子工作都不屑再做。
最终结果,是“吕布负有功劳,多自夸伐”,最终“既失意望,渐不相平”,并州集团因此土崩瓦解。
蔡邕之死问题蔡邕是董卓的文胆,极受礼遇。虽然《蔡邕传》讳称传主对董卓的征辟“称疾不就”,但从蔡邕的实际行动中,却能看出他对董卓极为恭顺。
比如董卓大破关东诸侯王匡时,蔡邕便上表撰文,极尽吹嘘,喜形于色。
换言之,《蔡邕传》的书写方式与《王允传》相似,均属于“自文其丑”。
董卓遇刺时,蔡邕正在王允家中。他听闻恩公遇害,叹息痛恨,因此被王允所杀。
按董卓死后(192),长安及郿坞的董氏亲属尽数被杀的记载看,王允明显制定了严密的斩首计划。蔡邕作为董卓的文胆,如果此时在外,一定会死于非命。
换言之,蔡邕出现在王允家中,无疑来自王允的刻意安排,借此观察蔡邕对董卓之死的反应。
如果蔡邕识抬举,改变口风,那他便可以平安落地;如果蔡邕不识抬举,那就会被当作董卓余党处死。
很不幸,蔡邕没有通过王允的考验,因此冤死狱中。
王允杀害蔡邕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他表示“汉武帝不杀司马迁,使《史记》流传后世,暴扬国恶”,因此“不可令佞臣(指蔡邕)执笔在幼主左右”。
王允: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
这番说辞当然有其合理性。因为蔡邕曾参与撰写《东观汉记》,而王允也曾参与皇室图书经籍的整理工作,因此以“修史”为由诛杀蔡邕,确实不失为一个好借口。
但蔡邕之死的真正原因,在于他触了王允的逆鳞。
王允与蔡邕,同样做过董卓的鹰犬走狗,均属于污点人物。但蔡邕尚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王允则恩将仇报,以“匡济汉室”为名,行“专擅国柄”之实。
从董卓死后的汉廷环境看,王允“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擅权如故。可见汉帝依旧是权臣傀儡,董卓虽死无益。
在此背景下,蔡邕在座上的一声叹息,无疑令王允感到难堪。在王允看来,蔡邕这声“恰到好处”的叹息,既是对董卓的悼念,也是对自己的嘲弄,因此蔡邕必死。
小结王允集团的覆败,存在深刻的历史根源。
其中既有并州集团与凉州集团的权力争夺,又有并州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以王允为代表的并州士族,歧视以吕布为代表的并州武夫,最终内外失和,上下离心,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在李傕、郭汜的血腥清洗下,滞留长安的王允家属几乎无一幸免,仅有两位侄子“踰城得脱”,其余全部死于非命。
凉州诸将清洗王允宗族,事出有因。在董卓遇害后,王允不仅不肯赦免凉州将校,还出言不逊,导致关中局势进一步恶化。
凉州人在关中者,皆拥兵自守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王允的一系列昏聩举动,确实激怒了董卓旧部。刚刚恢复秩序的东汉王朝也因此再度走向崩溃。
汉廷的再次崩溃,正式吹响了群雄逐鹿的号角。
南朝学者裴松之曾认为,董卓死后“元恶既枭,天地始开”,局势一片大好。
实际裴氏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彼时的形势——董卓虽死,汉帝的傀儡处境却并未改善。从王允掌权后的一系列行径看,假以时日,他未必不会成为董卓第二。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允的提前谢幕,保全了他的忠烈之名,亦可谓不幸中的万幸。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王允集团乘时而起,又旋即覆灭,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终究不是时代的弄潮儿。但这一集团留下的经验教训,却足为后世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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