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元月，是老兵退役的时间，当时一起入伍的同年兵基本上都退役了，我也服役到第五个年头了。1978年一起入伍的战友，全连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指导员崔宁卫在确定退役兵人员之前找我谈心。他说根据我的家庭状况，结合我的工作能力和表现，决定再留我一年，干到年底满五年，就符合志愿兵条件了，争取转为志愿兵，这样有利于我今后的发展。崔指导员的谈心，让我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
与此同时，上级也给了每个营一个退役士兵留疆的名额。起初，我们工兵营是把这个名额给了营部修理所班长孙志国的（77年河北兵）。结果，就在即将送他离队时，孙志国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回原籍河北，放弃留疆。当时营教导员第五中来（复姓第五，名中来）和我连崔指导员找到我，说想把这个名额留给我，征求我的意见。
消息来得太突然，顿时让我六神无主。因为前几天崔指导给我的那次谈心和承诺，让我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吃下那颗定心丸后，我工作更加努力、踏实。现在，突然面对这个充满诱惑的留疆名额，让我也很动心（听说是退役到兵团后可以拿工资、吃商品粮）。
在面对“退”与“留”上可真让我费了脑筋，摆在面前的两条路，我必须尽快选择一条，首长等着我回话呢，那一夜，我失眠了。
第二天一大早，通信员刘飞的起床号响了，似乎也在催我、提醒我尽快做出决定，战友们也都扎好了腰带，等待早操集合的哨声。这天早上我没有心情参加早操，给排长打了个招呼，便在房子里继续徘徊。
早饭后，我整理好军容风纪，准备向首长汇报我的决定——退役留疆。理由是：1、虽然指导员承诺留我干到年底转志愿兵，但部队上干部的交流、调动也非常频繁，一旦连长、指导员工作调动，新任首长又陌生，担心转志愿兵会化为泡影。2、现在退役留疆名额有限且听说是又拿工资、又吃商品粮的，也算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综合起来对比一下，理应首选后者。
1983年元月18日，我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告别了令我十分留恋的军营和亲爱的战友、首长。从军5年我最怕的就是每年老兵退役时与留队战友那种生离死别的场景，今天轮到我头上了。虽然也深深知道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兵这个道理，但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车子起步后，我几乎失控像死了爹一样放声痛哭。
军车载着我们这批留疆战士难舍难分地离开了生活、战斗过的第二故乡－－巴音沟，分别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124团、126团、127团和农八师142团，开始了“脱下军装、充实兵团”的转型生活，我从此也由一名部队老兵变成了兵团新兵。
在奎屯兵站，部队首长与七师劳资处领导进行了退役老兵的交接，之后仍然是部队的军车送我们到七师各团场。午饭是离开部队时，从炊事班带的葱花饼和花卷馍，我们就在车上随便垫巴了一下，心想晚上团场肯定会给咱洗尘接风的。
（2016年农七师一二四团高泉团部）
下午四点钟，我们一行十七个到达农七师124团团部一一高泉。接待我们的是该团民政科田科长，看他的意思是早已接到通知，并已经安排连队做好了接收工作。他说接收单位是124团最偏僻的连队，距团部40公里，并且路况很差，为了赶时间我们继续向北前行。果如所料，40公里路程军车足足颠簸了两小时四十分钟，车子停到一个写有“124团17连办公室”的房子门口。接待我们的是该连书记杜海航和连长蔡恒涛，还有几个帮忙收拾房子的老职工，旁边还有几个穿着喇叭裤、留着长发小胡子的小青年。他们手里提着一个砖块型的录音机，嘴里哼着“流浪者”的曲调，小屁股伴着音乐节奏一扭一甩地在我们的军车周围，带着嘲笑的眼神转了几圈后，朝连部西面方向走去，边走边说“原来是17个黄萝卜”。
（2019年兵团第七师124团高泉团部）
在几个老职工的帮助下，我们17个同志扛起背包来到住处，连队警卫老文打开房门说：“这就是你们的家，哪个是家长？我把钥匙交给他”。
一进门，我们被眼前的“家”惊呆啦，有的怀疑、有的落泪，还有的一屁股坐在背包上低头不语。老文大叔好像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接着说：“连队为了接待安置你们，派了10个义务工给你们打火墙、安炉子、钉窗户，还拉了三牛车麦秸给你们铺垫地铺，这里的环境、条件肯定是不能同部队相比，困难是暂时的”。
我们望着这大约50公分厚的麦草地铺，边上还有几根水桶粗的木头“一”字形排列。老警卫讲，木头放在这里用处很大，一能当床头；二能挡草；三能坐人；四能当枕头，真可谓一木多用。但我认为它最大的功能也就是挡挡麦草。
就这样，17个人大眼瞪小眼，此时此刻，每个人心里都有话说，但也都不知从何说起，看得出各个心灰意冷的表情和无奈，百分百的大失所望。
这时天也黑了，肚子也饿了。正好伙房炊事员小梁子来叫吃饭：“哎，老转，连长让你们到连部吃饭，招待你们”。听说“招待”，一直沉闷的气氛有了缓和，走！填饱肚子再说。
来到连部，看到连长、书记的办公桌拼在了一起，桌上放了四盘菜，分别是：雪里红、萝卜条；还有两道热菜是大白菜炒粉条、素炒莲花白。因为场地有限，凳子也少，17个老转加上连领导全部围着桌子站一圈，书记致辞，连长端杯，在简短的连情介绍和欢迎、希望之类的客套话之后，便开始了举碗干杯。
我们17个清一色七尺壮汉，酒未过三旬，连长、书记就因酒量不胜而被我们一一放翻。这时我们便开始动筷子吃菜，心想后边可能有大菜、硬菜。可左等、右等不见端菜人出现，我们望着桌上的四个空盘，心想这算啥招待，就这样接风洗尘？
正想着呢，伙房小梁子和警卫老文进来说是要收拾桌子，打扫“餐厅”，并催促我们赶紧解散，还说：“这顿饭是连队招待，从明天起发饭票，凭票到伙房打饭，早餐是棒子面发糕；中午是玉米面馍；一天只有晚上一顿白面馍或者是卦面”，我的天哪！这和部队相比差距甚远。
与部队比一落千丈的环境和生活差距，使每个退役战士都人心惶惶，面对着既不能拴心，也留不住人的戈壁沙滩，每个人心里都做着自己的计划和打算。团长马绍义率团民政科、军务股干部来连部检查、督导连队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工作。马团长在退役战士座谈会上讲：“这是建国以来兵团第二次接收部队退役战士，各级、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将其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抓紧、抓好。连长、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团党委考虑17连地多、人少、环境差，决定将这17个退役军人（95%都是共产党员），作为新鲜血液补充进来，希望17连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招得来、留得住、安下心、能致富”。
在部队时，听说退役留疆后可以拿工资、吃商品粮，现在看来大有上当受骗之感。兵团这啥体制啊？说兵没有枪，说工没有厂，说农场它又有师长、团长、营长、连长，还有班长、排长、司务长。叫我看：说好听点是农业工人，其实质，就是百分百的农民。
那一年春节好像是二月五、六号。转眼春节临近，加上天寒地冻，无工可做，有战友提出回部队过年，结果一拍即合，给连队打了声招呼，第二天我们17个便各自为战，各回各的“娘家”——部队过年去了。
回到“娘家”，我就像出嫁姑娘一头扎进娘的怀抱，把所去团场如何如何艰苦、环境、生活如何如何差，才20多天我瘦了6公斤向“母亲”一一诉说。部队首长听了后很同情，也很无奈，安慰我说：“好好在这过年，有困难给我说，娘家帮你解决”。
在“娘家”住了一周，和首长、战友们欢度了春节，我便准备返乡。临行前，崔指导员安排司务长罗太忠，给我准备了大米、白面、青油、锅碗瓢盆、菜刀、铲子、床板、凳子、方木、圆木、铁锹、锄头等生活、生产用品，足足半卡车，罗司务长亲自跟车送我回家。有了“娘家”的“陪嫁”和支持，大大改善了我的生活条件和生存质量。
当时团场的经营管理模式是班、排作业，以种植棉花为主，仍然是吃大锅饭、听钟声上班，连队下设生产排、浇水排、畜牧排、机务排四个排，每个排有两到三个不等的班、组。
我运气不好，没能分到机务排，而是弄到生产排一班。主要承担着连队北14斗一号整块条田（350亩）露地棉的种植、管理和采摘任务。全班8个人（5女3男），班长陈正连是个50多岁老职工，和我在一个班的有同时退役来的高建金，其他几个女的也是胖的胖、懒的懒，号称“老油条”，劳动强度大，加上这些混天天的队友，让我对一班失去信心。
我的排长李有仁，也是50多岁（河南人），和我是老乡，我常到他家玩耍，有时帮忙干点家务，挑水、劈柴，我勤快、有眼色，赢得了他全家人的喜欢，他老伴靳三同是一个很贤惠地山东阿姨，她包的饺子味道可口，我常去她家饱餐。时间久了，人也熟了，我们之间无话不谈。
又一个周末，我又去了他家，茶余饭后，老排长问起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新疆有没有能办事、能帮忙，或者能搭上腔、说上话的人？我说家里父母早已过世，当兵五年刚退役到这里，举目无亲，没有熟，更无人帮忙。
李排长说：团场地多人少严重缺员，特别是咱们连，好进不好出，你要无人帮忙调出去，就要考虑在这里娶妻安家，年龄不小了，越拖越不好办，我连连点头。
李阿姨说：咱连青年排有个姑娘叫史乐平，人品不错，吃苦能干还有一手好针线，我给你们牵个线、搭个桥看是否有缘。我连声致谢并表示：事成之后我要重礼报答你这“红娘”。（文中图片均摘自网络）
张朝利，男，汉族，河南省汝阳县人，1956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1978年3月参军入伍，服兵役于新疆军区陆军第八师（36141部队），1983年退伍，转业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一二四团工作。先后担任连长、书记、社区主任等职。2018年8月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一二四团果香里社区支部书记岗位退休，现居新疆乌鲁木齐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