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债
＂五万块够意思了，收下吧，别辜负了亲情。＂
＂不，大嫂，这是我们应该的。＂伯母袁淑兰眼角有泪花闪动，执意推开了我的信封。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正的亲情从来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我叫周建国，九十年代初在县城供销社工作。
那时我三十出头，工资不过两百来块，却打算迎娶隔壁纺织厂的会计刘春燕。
我家条件不好，父母早逝，是大伯周明山和伯母将我拉扯大。
在我的记忆里，大伯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五十年代就进了县里的钢铁厂，是远近闻名的老工人，吃的是＂铁饭碗＂。
他身上总有股机油混合着烟味的气息，那是工厂车间特有的味道。
伯母则是附近小学的老师，性格温婉，但在家庭事务上很有主见。
1993年的春天，我和春燕筹备婚事时，手头拮据得很。
那时候县城办一场像样的婚礼少说也要三四万，光是彩礼就得两万，还要添置家电、家具，再置办喜宴。
我翻开存折，那薄薄的小本子上只有可怜的一万出头，这还是我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记得那天下着小雨，我坐在宿舍的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算计着钱粮。
房间里只有一张旧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衣柜，墙上贴着几张从《人民画报》上剪下来的风景照，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
收音机里正播着邓丽君的《甜蜜蜜》，声音有些沙哑，但足以驱散房间里的寂寞。
忽然，门被敲响了。
大伯推门进来，湿漉漉的外套上还沾着雨水，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鼓鼓囊囊的。
＂建国，听说你要结婚了？＂大伯摘下沾满雨水的帽子，放在椅子上。
＂是啊，大伯。＂我挠着头，有些不好意思。
大伯环顾了一下我的宿舍，目光在那些简陋的家具上停留了片刻，然后说：＂伯母让我给你带了些卤菜，说你一个人在外，怕你不好好吃饭。＂
他把塑料袋放在桌上，里面有卤猪蹄、卤鸡爪和几个卤鸡蛋，都是我爱吃的。
＂谢谢大伯，谢谢伯母。＂我连忙站起来。
大伯在椅子上坐下，掏出一包＂大前门＂，抽出一支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缺钱吧？＂大伯眼睛直视着我，那目光让我无处躲藏。
我低下头，默默点了点头。
＂差不多还缺三万多。＂我声音几乎低不可闻。
大伯吐出一口烟圈，沉默了一会儿。
窗外的雨声渐渐大了，打在窗户上的声音像是某种催促。
大伯从怀里掏出一个发黄的信封，推到我面前：＂五万，够了吧？＂
我愣住了：＂大伯，这＂
＂拿着。＂大伯语气坚决，＂你是我兄弟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我接过信封，手有些发抖。
那信封有些分量，里面是一沓百元大钞，崭新的，有些还是连号的。
＂大伯，这太多了，我＂我结结巴巴地说。
大伯摆摆手，打断了我：＂娶媳妇是大事，咱们周家的人，不能让人看扁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的雨。
＂你爹要是还在，也会这么做的。＂大伯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知道大伯和我父亲感情深厚，他们是亲兄弟，从小一起长大，只是后来父亲因病去世得早。
＂大伯，这钱我一定会还的。＂我郑重地说。
大伯转过身，脸上带着少有的笑容：＂你好好过日子就行，别的不用想那么多。＂
后来我才知道，大伯为了这五万，抵押了他们住了二十年的老房子，又东拼西凑借了一些。
那时他在钢铁厂当工人，月工资才三百多，还要供堂妹周雅琴读师范。
婚礼那天，大伯穿着一套很少穿的西装，胸前别着一朵红花，走路的姿势都比平时挺拔了许多。
他亲自开着单位借来的桑塔纳去接亲，坐在驾驶座上的样子，就像个真正的大款。
席间，他和厂里的几个老友喝得脸红耳赤，不停地说：＂我侄子有出息，以后要发达了。＂
那时的我只觉得幸福和感动，却不知道大伯背后付出了多少。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春燕在县城安了家。
一开始，我在供销社干得还不错，后来赶上了国企改革的浪潮，供销社也慢慢不景气了。
看着周围的人纷纷下海经商，我也动了心思。
1996年，我辞了供销社的工作，用积蓄在县城最繁华的街道上开了一家小小的电器店，主要卖彩电、收音机和录音机。
开始的日子并不好过，有时一天只卖出去一两件商品，勉强能保本。
但我没有放弃，每天早出晚归，春燕也辞了纺织厂的工作来帮忙。
转机出现在1998年，那年全国掀起了＂家电下乡＂的热潮，农村人也开始买电视机、冰箱。
我的生意一下子红火起来，店面从最初的十几平方米扩大到了五十多平方米，还请了两个伙计帮忙。
那时候，每天晚上数钱数到手抽筋，都是幸福的烦恼。
周围人都说我有经商头脑，其实我知道，这不过是赶上了好时候。
五年过去，我在县城不仅有了自己的电器店，还盖了一栋小楼房，添了一辆桑塔纳。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春燕也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这一年，堂妹雅琴从师范毕业，准备嫁给同校的语文老师。
听到这个消息，我第一反应就是：终于有机会报答大伯了！
我早就计划好了，要十万块作为回礼，加倍奉还大伯当年的恩情。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春燕时，她十分支持：＂应该的，当年要不是大伯，咱们哪有今天？＂
我特意去银行取了一万张崭新的十元钞票，整整十万元，装在一个红色的信封里。
周末，我开车去了大伯家。
大伯家还是那栋老房子，两室一厅的小楼房，已经有些陈旧了。
院子里种着几棵果树，还有几盆伯母精心照料的月季。
大伯看上去比五年前老了许多，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的皱纹也深了。
伯母的眼角也爬上了细纹，但笑起来依然温柔。
＂建国来了，快进来坐。＂伯母热情地招呼我。
大伯则是点点头，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听说你的店开得不错？＂
＂还行。＂我谦虚地说，心里却满是骄傲。
我们在客厅坐下，伯母忙着去厨房准备茶水。
客厅里的家具还是老样子，那台二十一寸的彩电已经有些过时了，上面还放着一个小小的绿萝盆栽。
＂雅琴要结婚了，我来送份礼。＂我掏出那个红信封，恭敬地双手递给大伯。
大伯愣了一下，接过信封，随手放在茶几上：＂用不着这么客气，你来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大伯，您打开看看。＂我坚持道。
大伯疑惑地打开信封，当看到里面厚厚的一沓钞票时，脸色一变。
＂这么多？＂他惊讶地问。
＂十万。＂我骄傲地说，＂当年您帮我五万，今天我双倍奉还。＂
大伯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眉头紧锁。
就在这时，伯母端着茶水进来，看到桌上散开的钞票，也是一愣。
＂这是什么？＂她问。
＂建国给雅琴的结婚礼金。＂大伯的声音有些冷。
伯母看了看那堆钱，又看了看我，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失望。
＂建国，你这是干什么？＂她轻声问道。
＂伯母，当年大伯帮我五万，我一直记在心里，现在雅琴要结婚了，我想加倍还回来。＂我解释道。
伯母摇摇头，把茶水放在桌上，然后坐下来，长叹一口气。
＂建国，你大伯当年帮你，是因为你是他的亲侄子，不是为了让你还钱。＂
她把信封推回给我：＂这钱，我们不能要。＂
我有些急了：＂伯母，这是我的心意，您不能拒绝啊！＂
＂建国，＂大伯终于开口了，声音低沉而坚定，＂我们周家的人，不做这种算计的事。＂
我被这句话震住了。
＂可是＂
＂没有可是。＂大伯打断我，＂你是我侄子，雅琴是你堂妹，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之间哪有这么算账的？＂
伯母也附和道：＂建国，你有心就行了，这钱你拿回去，给自己孩子攒着吧。＂
我还想争辩，但看到大伯坚决的眼神，知道他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最后，我只能把钱收了回来，但心里总觉得有些不甘心。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大伯的话。
什么叫＂不做这种算计的事＂？我这明明是报恩，怎么到他嘴里就变成了＂算计＂？
春燕见我回来闷闷不乐，问了原因后，思索了一会儿说：＂也许大伯不想让你觉得你欠他的，他帮你是出于亲情，不是为了让你还。＂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但心里还是有些不痛快。
一个月后，堂妹雅琴的婚礼如期举行。
我和春燕早早地去了，带了一套高档的音响设备作为礼物，价值一万多。
婚礼在县城最好的酒店举行，虽然不算奢华，但也布置得很温馨。
大伯西装革履，站在门口迎接客人，看到我们时，脸上露出了笑容。
＂建国，春燕，你们来了。＂他热情地招呼我们。
我点点头，心里还是有些别扭。
席间，我注意到大伯一直在招呼客人，忙前忙后，但脸色有些苍白，额头上不时冒出冷汗。
＂大伯身体不舒服吗？＂我小声问坐在旁边的伯母。
伯母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勉强笑道：＂可能是太累了，没事的。＂
但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婚礼结束后，我特意留下来帮忙收拾。
大伯已经坐在一旁休息，脸色比刚才更差了。
＂大伯，您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我关切地问。
大伯摆摆手：＂没事，老毛病了，休息一下就好。＂
伯母在旁边递给他一杯水和几片药，大伯吞下药片，闭目养神。
我这才注意到，大伯的西装有些宽大，似乎是他瘦了很多。
＂大伯生病了？＂我悄悄问伯母。
伯母欲言又止，最后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两周后，我又一次去了大伯家。
这次我什么都没带，只是想去看看大伯的病情。
一进门，我就看到大伯躺在沙发上，盖着一条薄毯，面容憔悴。
＂大伯。＂我轻声叫道。
大伯睁开眼，看到是我，强撑着坐起来：＂建国来了，坐。＂
伯母从厨房出来，看到我，眼圈一下子红了。
＂建国，你大伯他＂伯母的声音哽咽了。
＂怎么了？＂我心里一紧。
伯母擦了擦眼泪：＂去年查出肺癌，不想让大家知道。现在已经扩散了＂
我如遭雷击，一时说不出话来。
＂大伯，您＂我声音颤抖。
大伯摆摆手，勉强笑道：＂没事，老天爷要收我，我也认了。只是雅琴的婚事，我是看到了＂
说到这里，他咳嗽起来，伯母连忙递上纸巾。
我注意到纸巾上有血迹。
＂大伯，我带您去北京看病，那里医疗条件好。＂我急切地说。
大伯摇摇头：＂钱都花了不少了，效果不大，别浪费钱了。＂
伯母在一旁抹泪：＂你大伯瞒着所有人，连雅琴都不知道。他说不想让大家担心，特别是你＂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大伯，当初您帮我结婚的钱，是怎么来的？＂我终于问出了一直想问的问题。
大伯看了伯母一眼，伯母叹了口气：＂你大伯那时候厂里不景气，已经开始减薪了，每月就那三百来块。他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又抵押了房子，东借西凑的。＂
＂可是＂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要借那么多给我？＂
大伯轻声说：＂因为你是我兄弟的儿子，我答应过他，要照顾好你。＂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那为什么不肯收我的钱？＂我哽咽着问。
大伯看着我，眼神温和：＂建国，钱是死的，人是活的。我帮你，是因为你是我的亲人；你想帮雅琴，也是因为她是你的亲人。这份情，不是用钱能衡量的。＂
他咳嗽了几声，继续说：＂我这辈子没什么大出息，但我知道，人这辈子啊，钱没了可以再赚，情没了却再难找回。＂
听到这番话，我终于明白了大伯的用意。
当初他不是不需要钱，而是不想让这份亲情变质，变成一笔交易。
我握住大伯的手，坚定地说：＂大伯，我懂了。亲情不是账簿，不需要算得清清楚楚。您当初帮我，是因为我是您的亲人；现在我要帮雅琴，也是因为她是我的亲人。＂
大伯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懂了就好。＂
从那天起，我开始全力照顾大伯。
我联系了省城最好的肿瘤医院，把大伯接去治疗。
虽然医生说病情已经到了晚期，但我还是希望能延长大伯的生命，让他少受些痛苦。
那十万块钱，我用来给大伯治病，又在县医院捐了一间专门治疗肺癌的病房，取名＂明山病房＂。
大伯知道后，欣慰地笑了：＂这才是用对了地方。＂
三个月后的一个夜晚，大伯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临终前，他握着我的手，轻声说：＂建国，记住，做人要厚道，不要算计亲情。＂
我点点头，泪水模糊了视线。
大伯走后，我把伯母接到我家住，和春燕一起照顾她。
每到春节，我都会带着家人去祭拜大伯，看着我们的孩子在伯母膝下嬉戏，我知道，这才是最珍贵的人情债，不是用钱来衡量，而是用心来传递的温暖与责任。
后来，我的孩子长大了，我也渐渐老了。
有一天，儿子告诉我他要结婚，手头有些紧张。
我二话没说，拿出了积蓄，交到他手里：＂拿去用吧，缺多少我来补。＂
儿子感动地问：＂爸，这么多钱，我什么时候还您？＂
我笑着摇摇头，想起了大伯的话：＂不用还，这不是借给你的，是给你的。你以后有能力了，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就是了。＂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大伯在天堂微笑的脸。
这就是我们周家的传统，这就是大伯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用真情来对待亲情，不求回报，不计得失。
人情债，最终不是用钱来还，而是用心来传递，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